Crimson

Ashes rain upon me.
莫妮卡·贝鲁奇

关于[中国(新)]诗

@blue
首先,我们既免不了将诗歌与散文比较,必能发现其显著的共性即对情感的服务。在我这里,我希望将诗歌看作散文的高度精炼,同时它又是独立的。
其次,确定“现代诗”的范畴。看起来我们似乎是在讨论大的范畴而不是“现代派”。
还有一点,我的论述基于之前读新月派诗选的久远印象以及断续的读诗体验,结论是极其草率感性的,所以请不要腹诽我的无知。我其实并不擅于文字,这已经是极限了,所以我是来求鼓励的希望你明白:)
最后,关于中国新诗我的情感大过知识。在我印象里,中国新诗的起点大概可以从五四运动一段开始,因为在对西方思想的全盘吸收之时,中国的诗歌终于开始转向了“个人”的价值,这是说整一个的趋向,我并不否认古人的探索,甚至古早之前一定有诗人具有了新诗的气质(可是我不知道)。比如闻一多,他仿佛从古代气质中生了一身反骨(《李白之死》以及另一首他写的他的书桌的短诗)。但中国诗的转向不是自然发生的,所以它不可避免的具备了济世色彩,这样看来这部分气质又将与古代诗歌趋同了。但后来又出现了一批人,他们就活得十分自我(徐志摩、林徽因…),等于说向外探索几乎没有,向内探索又极其混乱(含混?),很快的就又出现了革新(卞之琳…),那么就又回到了“社会”与“时代”,最多的是个人与社会的连接。至于纯粹的个人,往后很久才又长了苗(海子…以及我觉得具有诗性的王小波)。我们国家的诗歌可谓与时代紧密相连,假若非要剥开来看那一定是破碎的,这就导向了我们国家主流的美学价值:更重视人的社会性,在社会性之中才有完整的人,在社会性之中才有个性的觉醒。但我的观点还是个性与社会性相矛盾对抗,因为社会的个性之中必然是一群人的个性,那就自然是共性。
(啊我都在说什么)
接下来是就你的笔记我的一些看法:
1.叙述与抒情
对于二者划分仅限于技巧,我保留意见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,姑且说是抒情产生于叙述之中并逐渐有所脱离。在钱钟书的《谈中国诗》里提到了西方史诗以及中国诗没有史诗且势必是早熟的,我正巧粗读了芬兰史诗《卡勒瓦拉》的序诗部分,也没有发现明显抒情的成分。我是说,抒情在诗歌之中是必然发生,但它需要一个渠道和一个成熟的载体,比如叙事和意象。而意象与其情感的对应关系的形成是需要一定过程的。在叙述这个动作发生的时候,它的确可能含有抒情的意图,但并不是为了抒情。而诗被称为诗,很可能只是因为技巧或者语言安排而非内容情感,叙述与抒情与否并不成为使诗歌独立于其他体裁的必要部分,那么叙述与抒情在技巧上并不对立。也许叙述只成为部分而不成为技巧。
2.诗歌的个性与时代性与世界性
以及现代诗的个性与时代性与世界性(此处待考)
3.关于标准语的扭曲
通过对于诗歌语言即其扭曲方式的研究可以了解诗人/写作者的内在即是通过研究其语言的偏私,同时也是其语言文化、语言思维的偏私,就是说这种偏私离不开诗人/写作者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(卡夫卡,看看他悲惨的家庭)。
诗歌的高度精炼使语言的表达变形,诗人独特的情感气质使语言的含义变性。
4.诗歌的神性在中国的流失源于中国诗的社会性。

新年快乐( ´▽` )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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